據英國《衛報》報道，當前，在不斷擴大的公共債務與不同經濟體發展相對滯后的前提下，我們有兩個疑問：將公眾資金注入奄奄一息的傳媒行業是否有效？為了確保給讀者好的回應以及對納稅人的金錢負責，某些模式就一定比其他的強？

        上周，筆者有幸采訪了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的研究員蘭斯姆斯-尼爾森教授，他同時在丹麥一所大學任傳播學教授。尼爾森教授與前路透社總編格特-林內班克共同編寫了《公共支持與傳媒業：關于直接和間接補貼的六國概述》。在這篇報告中，兩人共同分析討論了芬蘭、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和美國的公共支持體系。該報告對公共電臺與電視臺的經費進行了較詳細的研究，發現每個國家對于該項經費的標準也都大相徑庭。由于篇幅有限，僅以印刷媒體的公共基金為例進行解讀。

        在這六國中，芬蘭政府成為了對印刷媒體支持力度最大的國家。它對于該行業的人均公共資金投入是分別是美國的22倍、德國的9倍、英國的5倍、意大利的4倍以及法國的3倍。

        對于新聞媒體的支持在芬蘭是件大事。然而，僅僅是理論上的。因為在芬蘭，正如其他斯堪迪納維亞國家一樣，報紙擁有很大的讀者群：占到該國79% 的人口。看到這里，你不禁會想如此高的滲透度，應該與政府補貼有直接的關系。事實上，根本沒有這回事。該報告顯示，德國僅使用了相當于芬蘭11%的公共資金，滲透度卻也達到72%的水平。

        現在將兩組數據聯系在一起，便會得出一個令人驚訝的結果：雖然在公共資金消耗方面比任何國家都多，但芬蘭的效果確實是最好的。據路透新聞學研究所的報告顯示，芬蘭的表現要比意大利和法國優秀13倍之多；如此看來，在補貼體系方面的失敗者也就自然不言而喻了。

        根據這些數據，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結論。

        1、當把政府開支與印刷媒體的滲透度聯系起來時，并未發現凱恩斯主義機制(Keynesian mechanisms)。比如，美國在人均公共開支方面僅比意大利多16%，但是每千人中卻比意大利多了94%的讀者。然而，德國的花費比意大利多 40%，可是該國卻擁有比意大利多3倍的讀者數。事實表明，增加政府補貼并不能夠扭轉衰退。

        2、芬蘭的數據說明，這樣的表現僅與編輯部有關，而非政策所為。作者對于北歐國家的新聞業管理還是略知一二的。在那里，新聞報導的現狀極為獨立，甚至有些殘酷(毫不夸張)。幾年前，作者曾是施伯史泰德新聞獎(Schibsted Journalism Award)評審團中的一員。當時，他親眼看過編輯們篩選文章的過程：策劃報道內容，指定待替換內容，以及竭盡所能的贏得讀者芳心。另外，那里還提供高效的公共新聞服務，以督促政府工作和防止職權濫用現象的發生。

        單純從行業角度來看，斯堪迪納維亞諸國的傳媒企業都曾不約而同的認為，行業競爭應該被擋在編輯部門外。很久以來，印刷與發行的利益得到平衡。報紙與雜志都保有鮮明的觀點，而并未被腐敗侵蝕。所以，這里的情況遠比其他國家或地區要好的多。

        3、拒絕陳詞濫調，互聯網的增長并未影響印刷出版物的滲透度。芬蘭與英國都擁有很強的讀者黏性和較高的互聯網用戶數量(分別為57%和37%)。

        尼爾森的報告就公共基金對于傳媒業的復雜性和多變性進行了詳實的闡述。而且，該文章也消除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歐洲媒體過度國有化的偏見，或美國的公共部門對傳媒行業的不支持態度。

        世界上并無萬全之策，經營模式也不例外。

        然而，依然有些好的想法涌現出來？只要你認為媒體可以獲得政府補貼，我就這么認為，理由如下：

        1、高品質的信息對于民主來說至關重要。

        2、優質的報道需要花費較高的成本，中立的觀點與報道容不得商業模式(例如國家公共電臺/NPR或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經營模式)。

        3、整個行業正處于激烈的高成本的轉型期，因此許多企業都無力承受的高成本，尤其是印刷出版物。

        4、我們正處在一個信息平庸化的歷史時期，受到經濟利益驅使的新聞從業者過分的關注所謂的眼球經濟，有時候甚至把“隔夜的”信息重新“翻炒”一下就倉促出爐了。

        綜上所述，為了讓公共支持更加有效，作者認為有關部門應該嚴格執行以下4點內容：

        1、嚴苛管理；表面上是這樣的，但其實公共資金經常被大量的浪費(聽聽新聞報道便知)。

         2、杜絕濫用；意思就是說，專款專用。比如這筆資金是改造專用的，那么就只能用作該項目，并且還要進行核算。

        3、公正無害；政府補貼應以間接形式注入。例如，對于廣告收入標準之下的企業給予免稅支持(例如法國)。

        4、對于經營不善的企業不予支持；這一點僅針對轉型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