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強做大出版業，轉型發展是目前著力的關鍵。因此，出版業要從全面經營到專業板塊，實現企業競爭方式的轉型；從一地經營到“四跨”經營，實現產業組織結構的轉型；從垂直鏈條到網狀結構，實現數字出版的現代轉型；從盲目消耗到有效出版，實現產業發展的綠色轉型，以適應政治、經濟、社會、技術的發展需求，保證出版事業繁榮、產業永續發展。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是題中應有之義。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出版業必須以改革為動力，加快轉型發展，努力做強做大。做強做大出版業，轉型發展是目前著力的關鍵，體制與機制的全面變革則是關鍵的關鍵。

　　從全面經營到專業板塊，實現企業競爭方式的轉型

　　現代出版業在出版市場競爭格局日益國際化的趨勢下，要做到在各個業務領域占據市場領先地位很難做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許多企業紛紛實施戰略轉型，通過資本運作，將自己的領域重新集中到內容產業，實現了向優勢業務的集聚。培生集團、貝塔斯曼集團、圣智學習集團等，都是這一戰略轉型的典型案例。目前，國際出版公司一方面在投資選擇上更加注意利用各國各地的比較優勢，拓展核心業務市場，另一方面在不斷延伸核心業務價值鏈上也更加舍得投入。新技術背景下，跨國傳媒公司產業結構升級的特點同樣顯示，擴大核心產業的內涵，不斷鞏固壯大成熟價值鏈，是產業升級成功的基礎。

　　就我國出版產業而言，避免各地全面開花，加快形成具有比較優勢的經營業務；避免規模不經濟以及單一市場的增長極限，對于企業發展和行業經濟增長至關重要。這是一種企業競爭方式的調整。做到這一步，需要借助資源整合的力量，對企業內部或外部資源做深度評估和調整，需要出版企業對自身的價值鏈進行深入地分析，加快構建起以某些業務為核心不斷向外延展的經營體系。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形成專業的競爭優勢，從而在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

　　從一地經營到“四跨”經營，實現產業組織結構的轉型

　　出版傳媒公司“大的不一定都好”，但可以肯定地說“好的則一定都強”。這個“強”包含的內容很多，它有強大的市場，強大的資本，強勢的人才，強勢的品牌，強有力的業務經營能力等等。很難想象，單一的收入結構和限制性區域市場，能夠產生這種強大的公司。做強做大中國出版產業，需要一批產業集中度高、市場拓展力強的大型骨干企業，但在現實的產業環境下造就這樣的企業，必須首先解決一個關鍵性的問題，那就是打破地域、部門界限，實現產業組織結構從一地到“四跨”（跨媒體、跨行業、跨所有制、跨區域）的轉型。

　　“轉型”的意義在于，調適各種發展的關鍵因素，有效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研究表明，推動當代中國出版傳媒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有三個方面：一是行業自身的發展邏輯和變化規律，二是社會大系統的發展和變化所提出的要求，三是傳播技術的革命性進步。其中，第二個因素具有根本性意義。我們不能不關注這樣一個事實：出版單位以企業姿態進入市場后，其賴以發展的“社會大系統”尚沒有巨大發展或變化較慢，也就是說“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還沒有形成。單從這一層面講，出版單位轉企改制僅僅是達到了體制改革初期的、基本的要求，體制轉換完全到位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是非常及時和完全正確的。當然，這個巨大變革在當代中國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進程，必然會關系到諸多的社會矛盾和利益糾葛。但也正因為如此，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才體現出更為深層的意義，“轉型”也才能最終發揮出促進產業發展的巨大力量。

　　從垂直鏈條到網狀結構，實現數字出版的現代轉型

　　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加速著出版產業、資本、媒介和市場的融合，傳統圖書出版業原有的業務模式、業務流程正逐漸失去其有效性。打通技術與內容的屏障，是數字化時代出版業必須努力實現的又一大轉型。

　　跨國出版公司的數字化進程，首先表現在對經營理念的探索和革新上，這些公司以培育適應新技術要求的新的商業模式為著眼點，探索出了“從內容生產向內容服務轉變”的發展途徑。這一經驗也正在成為數字化時代各國出版業發展的共識。

　　在數字出版盈利模式并不十分清晰的環境下，雖然各自的情況不同、起點不一，但國際出版商應對技術革命的成功經驗，值得珍視。產業融合的加劇，出版必須顯示出與其他產業不可比擬的強大優勢，以及網絡技術不可取代的專業功能，才有持續發展的空間和借助新技術不斷壯大的可能。這種不可替代的專業優勢就是內容生產。數字轉型解決的是內容如何與技術結合，從而進一步拓展內容生產、傳播、銷售空間的問題，因此，從傳統紙質出版向現代數字出版的轉型，從傳統內容生產向以內容和服務并重的現代經營業態轉型，也應該同時作為我國出版產業進行戰略調整的主要內容。

　　角色定位的轉變，必然要求出版的經營范圍向相關產業資源拓展，出版業與傳媒業的整合必將成為發展趨勢。在此形勢下，如果出版業固守從內容生產到渠道銷售的直線型傳統產業鏈，技術轉型將無從實現，傳統產業也終會走向窮途末路。中國出版業必須在做好個性化、多樣化內容生產的同時，通過嫁接、衍生等多種手段，打造多元創造、多元經營、多元傳播的內容生產服務平臺，推動產業結構由垂直型向網狀型升級，形成內容與科技、專業與衍生、文化與經濟融合的新型產業經營模式。

　　從盲目消耗到有效出版，實現產業發展的綠色轉型

　　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對“可持續發展”作了如下定義：“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個定義包括兩個關鍵詞：“需要”和“限制”。一方面，要滿足人類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對“需要”所造成的對未來環境的危害加以限制。對出版業來講，這種“需要”指的是產業發展的需要，“限制”則是指對于支持發展的資源、環境所構成的浪費或破壞的限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出版所指向的“資源”，除了有形的物質、文化資源，還有無形的精神、文化資源；所指向的“環境”，除了顯在的自然環境，還有潛在的人文環境。未來出版產業發展需要的能力一旦被突破，將不僅對自然環境造成危害，更主要的則是對構成人文環境的道德體系和價值觀念產生直接影響。

　　作為內容產業，出版生產主要依賴的資源是文化資源，生產的過程就是借助于開發，使文化資源所包含的價值被社會認識和了解的過程。此外，出版產品的生產還同時消耗其他物質資源如紙張、油墨等。從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和“限制”講，出版的可持續首先是對文化資源的“需要”和“限制”，也就是說，在內容生產過程中，出版經營者必須充分考慮文化資源的承載力和文化生態環境的適應性。這不僅包括對有形文化資源的保護，還主要指對文化所蘊藉的內在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的正確挖掘，有效避免“偽文化”的泛濫所導致的文化資源的廉價侵蝕和膚淺損害，還原文化本身的真實性和深刻性，并將以傳承并發揚光大。其次，才是對物質資源的“需要”和“限制”。因此，綠色出版蘊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對人文環境的妥善維護，二是對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和保護。由于維護文化生態是其核心環節，所以，綠色內容是綠色出版的主體。

　　當前，我國傳統出版業依舊是品種數量上的繁榮，而“繁榮”的背后存在許多無效出版的現象。無效出版不僅嚴重造成了自然資源的極大浪費，使出版企業付出高額成本，而且使文化生態遭到損害，使出版屢遭詬病。因此，推行綠色轉型必要而緊迫。從國際上看，綠色轉型成功而有效的做法就是內容創新。在出版全球化浪潮中，產品可以復制，技術可以引進，創新能力和品牌卻無法拷貝。因此，走出“重擴張、輕管理，重規模、輕效率”的誤區，樹立“資源約束、資源優化”的新出版理念，營造創新的文化氛圍和價值取向，應當成為我國出版產業謀劃綠色轉型的戰略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