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在街上會四處撒尿，為的是告訴別的狗，那是它的地盤。

其實人也差不多，所以喜歡在風景區刻字，再不然四處涂鴉。墻壁車廂不過癮，甚至吊繩索，在幾百尺高的橋墩上畫，除了展示才藝，更有宣示“老子大膽到此一游”的意思。這些行為藝術，也算是印刷范疇的一種。

在兒童的世界里，印刷也是無處不在的。在幼兒園里，老師會貼“笑臉”“星星”“大拇指”，小朋友就貼花朵、白雪公主和米老鼠。到文具店里，國產的、進口的、閃亮的、隨角度變形的，各種千奇百怪的圖章賣得很好。一些如“棒！”“再來一個！”一箭穿雙心，還有整句的，像是“我愛你！”等曖意融融的圖章，非常受孩子們歡迎。

知名華人作家、畫家劉墉曾經回憶過他與印刷的不解之緣：

“真正接觸到印刷是高中，自從我編校刊，功課就常拿丙，因為我總請公假去印刷廠，甚至整天蹲在那里。有時訓導處說某文章有早戀傾向或不夠愛國，抽下來！我甚至得蹲在印刷廠趕稿子。能以最快速度和最少字數補上“天窗”的是詩，一個字加個嘆號，也能成一行。所以我后來成為詩人，還得到優秀青年詩人獎，參加了世界詩人大會。”

“蹲在印刷廠可真學到不少。只見那些老“印刷工”，一手攥著稿子和一個小木盒，一手伸到鉛字架上撿字，他們能只看稿，不看鉛字架，出手飛快而且不出錯。校對完正式上機印刷，如果一次印十六頁，就得放十六塊版，必須由有經驗的師傅動手，因為印完之后折紙，頁碼得連接，稍不小心就會跳頁。那時的活字印刷雖然有機器，還是得以手工一張張往機器里“喂紙”，稍沒喂好，印出來就歪。我曾經站上機臺喂過幾十張，起先都好，喂著喂著突然就出錯，從此我懂了，為什么棒球好手也會暴投！”

“那時已經有彩色分色機了，但是價錢貴，又常把曹操印成關公。我的書印不起彩色封面，只得以珍珠綠和黑油墨套色。有一回拿到新印好的書，珍珠綠居然污染到手上，用指甲刮，還能刮下一層綠綠的油粉。印刷廠說為了趕工，怕油墨不干，所以加了玉米粉。這事我至今沒搞懂，但相信那應該算最早期的環保有機印刷。”

”這時候彩色印刷進步太多了，文字也由活字排版和“中文打字”變成“照相打字”。記得我那家打字行在西門町附近，推開厚厚的玻璃門，沒有啪嗒啪嗒的打字聲，只見一臺臺大機器，后面透出微弱的燈光與人影，還有更后面的藥水味，好像進了加護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