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紙產業在山下狂歡，下游產業在山腰辛苦攀登，終端用紙者則在山頂缺氧
深圳一家化妝品企業的采購負責人回憶，前段時間有紙箱廠的銷售員來旁敲側擊，“不直接提漲價，就是說‘最近原料漲得好厲害，快撐不住啦’。”他說，現在紙箱價格已經上漲了40%，好在化妝品利潤空間較大，暫時還沒形成成本壓力。
據華印紙箱網不完全統計，截至2017年8月31日晚上7點，當月已有114家造紙廠漲價，其中，河南亨利實業一個月內提價6次，累計提價800元/噸。
原紙漲得快，造紙廠的下游廠家也面臨漲價壓力，傳統的長期合同變得不合時宜。甘肅一家包裝廠給老客戶們發了封函：從8月24日8時起，紙箱價格每日一定，交期每日一議，全額預付款者優先接單。
南方周末分析發現，漲價潮主要波及浙江、江蘇、山東、福建和廣東五個省份。廣東省造紙行業協會秘書長陳竹對南方周末表示，這是因為上述5省份經濟發達，紙的產量和用量都很大。
廣東華泰紙業業務經理并不諱言2017年的好形勢：“現在是產銷兩旺，訂單量基本沒有問題。”與原紙供不應求相映襯的，是造紙企業利潤的暴漲。2017年上半年度，浙江榮晟環保紙業發布公告稱，公司實現利潤總額比上年同期增長246.77%。青山紙業歸屬母公司的凈利潤同比增長2067.31%，直接翻了20倍。
“每個環節都在漲價，連廢紙也漲得很兇，只有紙箱漲得相當艱難”
不過，這輪漲價的受益者起初并不包括紙箱廠。一個紙箱的生命是個循環：造紙廠生產瓦楞紙——紙板廠將其加工成瓦楞紙板——紙箱廠用紙板制成紙箱——賣給家電、物流等企業——消費者使用——變成廢紙回到造紙廠。
紙業產業鏈的生態是“兩頭大中間小”，前端的造紙廠有多家上市公司，末端的消費企業更不乏知名企業。正如銷售人員郭勇的感覺，他所在的深圳三陽紙箱廠在這條產業鏈中“就是塊夾心餅干”：上下游的企業都比自己體量大，更有話語權。每個環節都在漲價，甚至廢紙也漲得很兇，只有紙箱漲得相當艱難，“就賺點人工費”。
瓦楞原紙漲價了，紙板廠的提價函也紛至沓來，原因無外乎“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巨大的成本壓力我司已無法承受”。迫于形勢，紙箱廠硬著頭皮，還是漲了。
矛頭直指環保“一刀切”：沒有關閉一些小廠，這次漲價就起不了勢
一位業內人士向南方周末分析，由于互聯網和移動終端的興盛，社會對紙的需求漸漸疲軟，這一次漲價已經無法用普通的市場規律加以解釋。
矛頭指向了環保。“沒有環保關閉一些小廠，這次漲價就起不了勢。”郭勇說。在紙業從業人員口中，各類環保執法以及政策，都統稱為“環保”。其中提及最多的，是中央環保督察。2015年底起，高規格的中央環保督察分批進駐各省。2017年8月的山東、浙江、四川等是本輪督察的最后一批。
在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山東的前一個月，臨沂邦源紙業有限公司就被要求停產了，原因是沒有環評手續。7月底，廠子正式關停，負責人聞武被動進入放假模式。但他在家里坐不住，天天到工廠看看有沒有新的動態。
“不能就這么一直停著呀。”聞武心里著急。所幸剩余訂單還不用一時半會兒之內完成，因為他們的下游廠家也停工了。邦源紙業所在的山東省臨沂市義堂鎮，是全國十大板材鎮之一。聞武說，附近諸多紙廠、膠合板廠關停，員工想辭職另謀出路，都沒地方可去。他希望政府在關停后能給一些指導意見，“現在(政府)也沒說要怎么改，只是先停。我們不知道環評怎么能辦下來”。
督察組查處的也不只是環評，還有超標排放等污染行為。寧夏中冶美利紙業超排廢氣、重慶龍璋紙業有限公司龍泉分公司白泥渣場滲漏液未經處理直排小安溪河……均在過往的督察通報中。
因而，縱使有環評手續，一旦在督察前被舉報有污染問題，也有可能被關停。山東淄博華鵬紙業有限公司在7月12日被關停，直接原因是被舉報“有異味”。華鵬紙業員工韓威在賦閑期間開了兩天滴滴，“還悄悄的，怕人笑話”。
在韓威認為的“一刀切”輿論最為沸騰的時候，淄博市和山東省在8月中旬先后下發通知，強調“細化處理方案，依法依規科學處置，不能搞簡單一關了之、一拆了之等‘一刀切’措施”。聞武卻也承認環保督察有作用，不得不感嘆，“環境變好了。天藍了，視線非常好。”
專家：紙價上漲不能簡單怪環保督察，廢紙供應緊缺才是主因
“這次上漲是多種因素疊加造成的。”廣東省造紙行業協會秘書長陳竹分析，“不能簡單歸咎于環保督察。”即使僅聚焦環保對紙價上漲的作用，環保督察之外，還有一系列的環保政策影響到紙業的原料供給乃至產業規劃。
陳竹覺得，廢紙供應緊缺才是主要因素。以廣東造紙業為例，鮮為人知的是，85%的造紙原料都是廢紙，廢紙的產品包括紙箱、新聞紙及部分文化用紙。用于造紙的廢紙總量中，進口廢紙量占據一半以上。但是，這種“洋垃圾”最近也遭遇了環保禁令。
2017年8月中旬，環保部發布的新版《進口廢物管理目錄》中，多種廢紙、紙板被列入禁入名單。由此，進口的大門只對經過分揀的廢紙打開，但在國外分揀的廢紙，不僅價格高昂，且數量也相當有限。
此前，造紙企業進口廢紙，需要取得環保部簽發的“進口固體廢物許可證”，業內稱為“批文”。批文會給予企業一定的廢紙進口額度，額度用完再去辦新的批文。“事實上，今年5月以來就沒有新的批文簽發了。”陳竹說，這導致一些尚有額度的企業選擇觀望下一步政策，不敢貿然繼續進口。進口廢紙供應因而告急。
進口受限，造紙廠只好轉身爭奪本就有限的國內廢紙市場。根據中國廢品網的數據，2017年9月12日，北京統一廢鐵、廢鋼最高價分別是0.89元、1.12元/公斤，而廢報紙價格高達2.25元/公斤，是廢鋼鐵的兩倍。
除了廢紙原料緊缺，另一個影響造紙業的環保政令是近年來的“一證式”改革——排污許可證的推進。排污許可證是企事業單位生產運營期排污的法律依據，與環評有著“事前審批與事中事后監督”的關系。
造紙行業廢水排放量大，南方周末從一位熟悉排污許可證的人士處了解到，造紙和火電一起，成為排污許可證兩個先行的行業試點。2017年6月底，全國多地完成第一階段造紙排污許可證核發任務，尚有多家造紙企業沒有拿到許可證，不能進行生產。
發證過程本身就是一次梳理、暴露問題和整改的過程。上述人士告訴南方周末，尚未獲證的企業主要有以下三類：“一是散亂污，以前做出的廉價紙張其實是在透支環境；二是環評之類的手續有問題；三是不符合國家的產業政策。”
上述人士表示，按照法律，6月底之前沒有取得排污許可的造紙企業就應該關停整頓，有部分整改不了或確實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直接淘汰。在“國家排污許可信息公開系統”上，能查到淄博華鵬已經取得了排污許可證，發證日期就在被關停的一周前。9月9日，韓威在朋友圈中曬出公司大樓的照片——淄博華鵬于這一天通過了環保勘驗，終于可以開始接單了。
廣州鑫源紙業有限公司還沒有取得排污許可證。其業務總監說，環保部門已經把監控設施安裝在他們的生產車間，還經常派人來檢查。企業沒轍，只能把有排污環節的生產工序分包給別的工廠來做。在傳統旺季開端的9月，鑫源紙業的產量掉了一半，每周只開工一兩天。
十年紙業大洗牌：在漲價誘惑下，可能有更多小廠復工，也會有新建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認為，光靠環保并不能引發這次漲價，大背景還是全國經濟放緩。“經濟放緩期，供求關系本來就會發生變化。再加上環保執法確實砍掉不少小企業，造成了供不應求的局面。”
小企業被關停，空出的產能為何未由大企業填補？李志青說，也是由于經濟處于下行周期，大企業對行業前景不太樂觀，不敢增加產能，供需之間的矛盾便無法調和。這種擔心或有必要。在這波上漲來臨前，紙業已經因為產能過剩、無序發展，度過了十年的低谷期。
郭勇覺得，就是因為紙箱廠產能過剩，使他們不敢得罪客戶，還把客戶“慣”出了壞習慣。“有的公司會說‘我要貨你再給我送過來’，結果在我們這里放了三年的都有，說白了就是不要了嘛。”郭勇透露，以前為了搶生意，有的客戶簽訂單都不用付定金。“等你做好，這些人可能覺得產品不好，把單取消了。”“兩三個人也能開個紙箱廠。”面對散兵游勇，紙板廠的腰板也挺了。一個業內不成文的規矩是，紙板廠給紙箱廠送的紙板，如果做成紙箱后發現有品質問題，是不接受退貨的。
除了中央政策，地方也正以環保這張牌來削減造紙產能。2017年7月發布的《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規劃》要求，嚴格控制高耗水行業發展，限制杭州、成都、南昌等地造紙行業規模。在萬里長江沿線，沿岸1公里范圍內的重化工及造紙企業實行搬遷入園，禁止審批長江1公里范圍內的重化工及造紙項目。
造紙產業發達的東莞，在其水鄉經濟區的發展總體規劃中，明確禁止發展造紙業。歷史悠久的造紙重鎮杭州富陽，2017年已啟動江南區塊新城建設，并確保五年內實現江南區塊造紙、化工等相關企業全部騰退。
面對產能過剩和紙價上漲的“組合拳”，中小型紙企經營慘淡。9月3日，在位于廣州市近郊的金天成印刷包裝廣場，這家有20年歷史的印刷包裝行業交易平臺，如今卻門可羅雀，一連串的店鋪空空如也，玻璃墻上貼著“旺鋪招租”。
汕頭經緯紙業的銷售員在這里待了兩年，看到同行們如走馬燈般入駐、退出，“隔壁那家廠剛剛倒閉，把客戶信息賣了50萬，做別的生意去了”。他的哥哥本來也在汕頭開了家賣紙檔口，前不久辭了職，開起了滴滴。紙價上漲以來，整個公司訂單量下降三成，他自己的銷售提成也少了兩成。
行情不好，成本還在接著漲。除了環保因素外，運輸、能源、人力價格都在上升，也起到推動紙價上漲的作用。“比如造紙鍋爐所需要的煤炭，去年漲勢也很迅猛。”郭勇反映，在深圳，房租、場租也帶來壓力，平均每兩年就得漲一次。
早在十年前，2007年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造紙產業發展政策》，已經為造紙業該往何處去描繪好了藍圖：逐步形成布局合理、原料適合國情、產品滿足國內需求、產業集中度高的新格局。其中“產業集中度高”的表述，意味著“小、散、亂”的傳統紙企將一步步走向舞臺邊緣。
一位業內人士則提醒道，小造紙廠有回光返照的可能：在漲價的誘惑下，“會有更多小廠復工，也會有新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