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世界工廠”的代價
從2001年日本通產省發表的白皮書第一次提出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的概念的十一年后，亞洲最大投資銀行之一的大和證券最近在一份研究報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國可能最快在五年內失去“世界工廠”的地位。
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世界工業化國家的跨國公司、制造業龍頭企業爭先恐后地涌入中國，十年間中國的制造業以幾何級增長——統計數據清楚說明，制造業在工業化國家與中國之間的轉移形成了此消彼長的局面，使這個千年農業大國逐年摘取了各種制造業產品產量的桂冠。
如今，中國的許多產品的產量已躍居世界首位，中國制造業產出在全球的比例也已經超過20%。據統計，2010年中國汽車產量1826.47萬輛，超過美國，占世界總產量的25%；船舶產量占世界41.9%；工程機械占世界43%。中國還為世界生產了68%的計算機、50%的彩電、65%的冰箱、80%的空調、70%的手機、44%的洗衣機、70%的微波爐和65%的數碼相機。
除此之外，從日常用品到家具、玩具、紡織品產量中國都在世界獨占鰲頭，得益于制造業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經濟也以一種令世人驚嘆的速度增長——但成就“世界工廠”這一令中國人為之驕傲的稱謂并非毫無代價，消耗資源、環境破壞、優良耕地被占用等新聞也一再出現。
不過眼下，“世界工廠”在中國日漸式微的呼聲漸起：一方面，最低端的消費品的生產不斷從中國轉向生產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區——東南亞、南美洲、甚至非洲；另一方面，一些附加值較高的產品，如汽車、電子產品、機械制造等行業也在中國面臨著雙重威脅——產能飽和或產能過剩。
自從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一直把引進外資和振興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人民幣匯率低下以及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吸引歐美企業紛紛在中國投資建廠，但中國也為之付出了高昂的環境破壞代價。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勞務費上升也令中國一直以來的廉價勞動力優勢漸漸消退。中國歐盟商會資深實業家約爾格•伍德克（Joerg Wuttke）預測，到2020年，中國制造業成本要翻兩番，甚至三番。AlixPartners顧問公司則稱，如果人民幣幣值以及運輸費用分別以每年5%的水平上升，勞工工資一年上漲30%。那么，到2015年，在中國制造產品并運回美國與在美國本土制造的支出是同等的。
“世界工廠”式微的爭論
多年以來，中國依靠發達國家的巨大消費市場而發展以出口導向的制造業。但隨著歐美近年來一系列的經濟危機，出口市場開始萎縮，恢復增長的前景渺茫。咨詢公司AlixPartners發布的《2012年中國汽車行業展望》研究報告顯示，整個中國汽車行業的平均產能利用率已從2010年的85%下降到2012年的70%，低于國際汽車界認可的75%盈虧平衡點。而按照國家發改委的行業預測報告，到2015年中國汽車產業的產能將達4000多萬輛。與此相對應，即使未來5年國內市場需求按10%的增速計算，到2015年也才僅有2908萬輛的需求規模。
由此，有人認為，回顧以往前幾任“世界工廠”的發展歷程，不管是英國、美國、日本，或是制造業曾經同樣高度發達的中國香港、臺灣地區，歷史總是一次次重演：都經歷了從強大的產能優勢到結構調整過程。每一個興起的“世界工廠”或許制造業興起所依賴的因素各有不同，但最終導致自身制造業轉移的原因不外乎各種要素成本的提高導致自身比較優勢的削弱，現在輪到了中國。
不過，也有人對此持不同意見，例如，最近英國德勤咨詢公司和美國民間機構競爭力委員會發布的《2013年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稱，在38個國家和地區的評比中，中國內地以滿分10分的成績，榮獲全球制造業第一的桂冠，把美國和德國甩在了身后。這已經是中國第二次在這份榜單上稱雄，而且按照德勤的預測，未來五年，中國仍將是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報告稱中國在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必將繼續領導全球制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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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和證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孫明春在其一份關于亞洲經濟的報告中提到有初步跡象表明，東南亞國家正在超越中國成為低成本制造業的主要產地，其發展勢頭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加快，中國則將在未來五至十年內失去“世界工廠”的地位。
報告指出，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從西方發達國家到東亞一直在進行產業轉移。報告中說，2000年，耐克全球出售的鞋子中有40%是在中國制造的，而越南只占13%。但現在，有41%是在越南制造，而中國降至32%。過去的十年里，越南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增長高于中國，而在過去兩年里，柬埔寨的出口增長率也已超過中國。“由于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人口數量和結構有利，以及近年來對外開放和經濟自由化的政策，東盟七國已做好準備從中國手中接過接力棒，成為新的低端制造業‘世界工廠’。”
對此，銀河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在接受《小康•財智》記者采訪時表示，失去“世界工廠”地位對于中國而言其實是件好事情，而中國也應該順應這一歷史規律。如今低成本要素優勢已失去，中國必須正視這些問題，進行結構調整，產生新的結構、新的比較優勢。她也表示，中國進行結構調整及產業轉型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這種轉型是不斷調整、不斷轉型的過程，不是一個可以一次性解決的問題。中國維持在世界制造業的地位需要找到轉型的方向。
新加坡《聯合早報》刊發題為《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評論文章稱， 短時間內從一窮二白到世界第二，中國經濟的發展若從數量而言，顯然成績巨大，且發展的速度之快也史無前例。廉價的土地、勞動力及資源，對全球的資金、技術產生強烈的磁吸效應，“世界工廠”的地位也旋即建立；近20年間全球經濟得以持續低通脹成長，“中國制造”居功至偉。
但文章也指出，更為關鍵的是，經濟數量的翻倍增長，并沒有相應的質量提升。追求增長的另一個代價，就是缺乏價值的創新。無獨有偶，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國際經濟學教授費舍爾指出，除非中國開始創新——真正的創新，否則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會停滯不前，或者受到威脅。
中國經過多年的積累，在供應鏈資源整合上，已經擁有了優勢。供應鏈的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比如，它不僅需要充沛的原材料、零部件供給，后期的生產也需要機器與人工配合，此外還要有高效的配送網絡及其維護體系。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制造業在供應鏈條的完整上，與中國相比還有一定的距離。不過，中國制造業的優勢還能維持多久，要看越南、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國家以及決心重振制造業的歐美國家的成長速度，如果它們的力度夠大，政府著力完善基礎設施及配套。那么，中國現有的優勢將會被慢慢瓦解。
目前，從中國到東南亞國家的產業轉移還沒有像上一輪四小龍向中國內地的轉移那樣形成潮流。一方面，全世界尚沒有像中國這樣體量的經濟體能夠承接大量由中國轉出的工廠。另一方面，中國的西部地區仍有成本優勢，這里可以承接一些產業轉移。一部分臺商西進，富士康從東莞搬遷一部分到河南、成都建廠。西部省市勞動力成本低，土地價格也不高。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賀力平教授在接受《小康•財智》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制造業目前面臨著成本上升的不利因素，但總體而言，中國制造業轉移規模并不大，中國也出現部分由沿海地區向內地轉移的產業。不過對于一些新興國家開始重視制造業的發展會出現擠占中國份額的情況必然會發生，而中國傳統的生產方式也必將轉變。他還表示，中國想繼續維持制造業大國地位必須進行產業轉型升級，不可以繼續停留在以往的發展模式上，以往依賴用歐美等發達地區引進學習先進技術來獲得快速發展的方式，在如今可發展余地已經很小，而自身前沿性、開拓性的產業重要性在提高。
《中國制造業走向何方——德勤中國制造業競爭力調查2011》中認為，每一次經濟危機往往孕育著新一輪的重大科技革命，帶來產業結構調整，推動制造業發展。中國制造業應該以危機為契機，融入全球新一輪產業革命，實現制造業轉型升級，提升在下一輪增長中的競爭能力。 中國在勞動力成本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必須找到一個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勞動力高成本趨勢已不可逆轉。
對中國制造業來說，只有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加利潤，而轉型升級是唯一途徑。“根據我們的模型，2015年—2019年，是中國整體勞動力縮減的過程，那時勞動力工資達到發達國家或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但如果中國還沒有找到自己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那么在國際貿易中必將受挫”，中國三星經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牧群對此也做出了類似的分析。
不管是哪一個時期的“世界工廠”或制造業發達地區都經歷著同樣的一個故事，發展、興盛、衰退、轉型。可以肯定的一點便是，“世界工廠”的每一次易位可能代表著制造業的衰退，但卻不代表經濟、社會的衰退，更可能是另一次飛速發展的到來。不論孫明春對于“世界工廠”易位的時間預測是否準確，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將在未來某一時刻被取代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拋棄一個響當當的頭銜并不一定就是災難。歷史也為中國制造業指明了道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原有的制造業模式走到了轉型的十字路口。實現經濟從依賴廉價產品出口向依靠內需拉動的穩定增長方式轉變。依靠科技創新、降低能源消耗、減少環境污染、增加就業、提高經濟效益、提升競爭能力，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制造業”，已成為國際社會所要求的趨勢，也成為重要的競爭手段。
如今，在制度的頂層設計依舊偏向于激勵投資，地方政府對GDP存在著十分強烈的沖動并對重復建設樂此不疲，這無疑是對轉型需求刻不容緩的中國的一個絆腳石。左小蕾對記者表示，政府這種以GDP為綱的行為無疑違背了市場規律，違背了自身定位，也導致了產能的過剩。政府應該理清自己的角色，為企業創造適合的環境而不是進行會對企業造成擠出效應的直接投資。轉型應該是一個企業層面的問題，企業自主進行調整、改革、創造。企業的轉型也將帶動產業的轉型進而推動結構的轉型。中國是否已經擁有英國、美國、日本甚至是中國香港及臺灣地區轉型成功所依賴的因素，將成為未來中國制造業乃至經濟走向的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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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經驗及經濟學理論都指出，中國失去“世界工廠”地位不但不是什么大難當頭，更是歷史發展及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然過程。新的轉型對中國發展前景提出了非常嚴峻的挑戰。問題的癥結是中國是否像過往的歐美國家或亞洲的四小龍所經歷的一樣，能成功地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及經濟轉型。對中國新領導班子，對中國的各級政府，對整個產業界，對每一個企業家及企業管理人員以及對中國數以億計的從事制造業的就業人員，現今所面臨的問題是中國準備好了嗎？
其實，失去“世界工廠”地位不僅是歷史發展及市場經濟比較優勢效益理論使然的客觀要求，也是決策層及產業界的主觀愿望。這也是從十六大黨代會就提出的調整結構實現產業升級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戰略目標。但現實的情況是十年下來，我們并沒有成功實現這一目標，而是產業結構惡化，轉型沒有實質進展。
從成功實現經濟轉型的國家的歷史經驗看，我們仍沒有準備好。從低端制造業轉向高端制造業，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從依靠工業產品出口轉向以內部消費推動增長，從發展新型產業——文化產業、體育產業、工商服務業、法律服務與咨詢業、營銷、廣告產業等，無一不要求深刻的政治、社會、司法、財政、體育、文化體制、分配體制等一系列的制度性改革。這也就是新領導人李克強副總理所提出的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在于改革。
一個以服務業為主導，創新型為增長動力的經濟體依賴于一個高度法治，民主及廉潔的政府，以及信息高度透明、開放的社會環境。我們要自問，我們的社會及制度環境能否使我們的企業像當年成功轉型的國家一樣去創造世界名牌從而走向世界。我們目前的環境能否使我們的一些沿海城市像中國香港及新加坡在八九十年代一樣發展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信息新聞中心、法律、會計及咨詢業中心。就以我們號稱世界第一產能的汽車業為例，整個產業全部由外資品牌壟斷，沒有一個國產品牌能真正立足，與八十年代制造業大國日本相比，當時的豐田、日產、本田等品牌已經風靡全球，甚至搶占了世界第一汽車工業國美國的市場。我們日前的生存環境仍不能培養出世界品牌的國產汽車。顯然，我們的制度準備與同期的亞洲工業化制造業重要中心相比仍有一段距離。
也正是因為如此，有人認為，十年制度性改革的嚴重滯后，根深的弊端已經成為嚴重阻礙中國經濟轉型及持續增長的絆腳石。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及重新找到可持續性增長的點金石在于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