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都距離瑞金80公里，是一座千年古鎮，于都河畔“長征集結地”這一標志性事件，使這里憑添了濃濃的紅色氣息，它親歷并見證了紅軍度過的最艱難時刻。于都人民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不完全統計，從1929年到長征開始的1934年，共有近7萬于都人民加入紅軍，傷亡慘重。
1934年10月17日，八萬余紅軍戰士陸續集結于于都河渡口，一夜之間，于都老百姓在寬闊的江面上搭起幾架浮橋，協助紅軍戰士順利渡江。這一年，成立不久的中央蘇維埃政府正遭受內憂外患，革命事業處于低谷期，毛澤東主席的身心狀態也處于低潮，這次渡江為中央蘇區被迫開展大規模轉移拉開了序幕。
然而縈繞在紅軍戰士腦海里的問題是：轉移到哪里？什么時間才能回來？未來的命運是什么？在當時的局勢下似乎不可能有人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有一點十分清晰，保全紅軍力量，采用靈活多變的機動戰術，適應環境，讓革命的種子扎根發芽，直到長成參天大樹。
誰能想到，這一走就是二萬五千里，歷經艱難險阻，在迂回行走的過程中，中央政府逐漸明確了目標和方法，思想理論逐步成熟，路線方針逐步清晰，二萬五千里帶出一支充滿凝聚力和戰斗力并且極度忠誠的隊伍，為后來革命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引導產業及企業不斷進步的，是來自外部的壓力與挑戰，而不是風平浪靜的安穩。
9月4日，尋訪團自瑞金到了于都。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紀念館，我們見到了大量的“紅色中華”報的影印件，詳細看了中央蘇區反圍剿失敗后，紅軍被迫長征的經過。當然，那時候沒人稱之為長征，而是稱為戰略轉移。
據說，1949年毛澤東訪問蘇聯，見到斯大林，第一句話是：“我是長期受到排擠打擊的人，有話無處說。”有人問鄧小平長征是如何走過來的，他說：“跟著走。”別人問他怎么度過最艱難的時期，他回答：“忍耐。”看來人在困難、逆境之時，都是要忍耐、堅持。紅軍在長征之時也身處險境，長征一開始的目標是湘鄂西，是與賀龍、蕭克的二、六軍團會師，但蔣介石非常清楚紅軍的意圖。湘江之戰，紅軍損失慘重，戰后銳減至3萬余人。黎平會議指出的目標是貴州，遵義會議又提出了北渡長江到江西創建根據地，扎西會議又改為云貴川、二渡赤水后目標又定位貴州，魯班場戰斗失利，赤化貴州方案放棄。
長征途中面對圍追堵截的種種困難，不斷艱辛探索，不斷艱苦卓絕嘗試，才逐步走出困境、逆境。實際上每一個產業的歷史都是如此。成功的產業或企業不是占有多少優勢的條件，而是擁有轉化不利因素的能力。有時，一時的困境、逆境、艱險成為一種創新求索的力量。引導產業及企業不斷進步的，是來自外部的壓力與挑戰，而不是風平浪靜的安穩。
長征是一種戰略轉移，是紅軍在危機關頭的自我拯救。于我們更深入的啟示是，要在進與退，取與舍間布下最有利的局面，關鍵在于因勢而動,應時而動。
橫過眼前的于都河（貢水）靜靜流淌，如果不是紀念碑的指引，你很難將這個安靜的河面與82年前8萬6千名紅軍過渡口、老百姓十里相送的壯觀場面聯系到一起。當年的中央紅軍正是從這里的8個主要渡口集結出發，悄無聲息地渡河而去，從這里，中央紅軍告別蘇區根據地，邁出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長征是一種戰略轉移，是紅軍面對生死存亡關頭的自我拯救。當生存環境惡化，敵我力量懸殊，各種不利步步緊逼，是不管不顧硬挺到底，還是沖出重圍尋找生機？所幸當時的領導層達成了戰略轉移的一致意見。因為這個明智之舉，紅軍的自我拯救順利走出了第一步，也才有了后來發展壯大的可能。
不禁聯想當下。移動互聯時代讓產業變化的節奏加快，不確定因素增多，對企業來講，唯一不變的或許就是變。企業基于長遠發展、打造核心競爭力的考慮，其發展戰略隨時面臨調整和轉移的可能，如服務對象需要調整，市場區域需要轉移，經營領域需要改變，等等。這其實要求置身于變化中的企業既要敢于做加法，也要甘于做減法，在進與退，取與舍間布下最有利的局面,而關鍵就在于因勢而動,應時而動。
在于都的長征出發紀念館現場，我們了解到一個細節，紅軍從于都出發時帶上了沉重的印刷設備，我想，一方面可能是出于重視宣傳的考慮，一方面也可能跟對前路的艱辛與困難預期不足有關，用搬家的心態來準備，自然會把有價值的重要家當都力所能及地帶上。沒能在一開始就輕裝前進引發了很多后續的問題，但換個角度來看，或也充分說明了印刷的重要性。只要條件允許，哪怕有一線可能，都要帶上這些沉重的大塊頭。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在紀念館里還意外發現了一份參加長征的女紅軍戰士名單，粗略數了數大概有30來位。想想萬里長征路的艱辛，“女神們”的勇敢著實讓我們膜拜！
在從事任何一項事業的時候，都先問問自己它代表的是什么人的利益，滿足的是什么人的需求，只有符合市場需求的事業，通過艱苦卓絕的堅持和奮斗，才能獲得最后的成功。
“追尋紅色印刷足跡”媒體團今天來到于都。 一條于都河貫穿整個城區，沿河兩岸高層住宅樓和底層洋房鱗次節比，臨街商鋪大門洞開招攬著生意，河兩岸綠樹郁郁蔥蔥，健步道蜿蜒曲折，一片祥和寧靜。然而回想起80年前，紅軍長征在此出征時，眼前似乎浮現出當時親人別離的傷感畫面，耳畔一遍遍回響起“十送紅軍”的旋律，當年的血雨腥風換來如今的寧靜祥和，我們怎能不感恩。
媒體團來到于都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紀念園，這里有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碑，“長征渡口”題字石碑，“長征源”題字石碑，還有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
于都是長征出發的地方，雖然最終取得了成功，但初期做出大規模轉移的決定實屬迫不得已，然而不轉移就滅亡，面對局勢，只有直面并積極行動，最終取得勝利并建立起屬于自己的根據地自有其內在的道理。在我看來，一方面成功是因為這個事業是滿足大眾老百姓的立場，只有跟著黨走參加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當家做主人，這相當于滿足了最廣大老百姓的內在需求。因為滿足了老百姓的需求，才使幾座浮橋快速橫跨于都河；因為滿足了老百姓的需求，才出現妻子送丈夫、老母親送兒子，于都人民傾力支持紅軍革命；因為滿足了老百姓的需求，才會心甘情愿一路相隨……
另一方面，成功是因為執行層面采取的策略是“保全實力，把握方向，伺機而動，尋找成功的契機”，啟動長征的過程是痛苦的，但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和堅持，化被動為主動，化弱勢變強勢，在革命進程中不斷成長壯大起來，結果足以令人欣慰。
新形勢下，面對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競爭不斷加劇的企業經營環境；面對科技的飛速發展，不斷多元化的產品模式；面對互聯網+、智能化、數字化時代的經營生產模式，轉型是必然！然而轉型并不是簡單從一個領域進入另一個新的領域，也不是從一個區域轉移到另一個區域，而是在做好當下的產品和服務的同時，做好充分的市場調研，形成“均勢發展”態勢，在保存現有實力與謀動擴張新市場之間達成戰略平衡，并在實戰行動中成熟壯大，不畏艱難，完成轉型的跨越。
紅軍在內外交困局勢下的戰略轉移，讓人聯想到當前印機制造行業的轉型發展。無論是業內轉型升級，還是跨界尋找機遇，當前的勇于轉型，對于印機企業來說都是“面壁十年圖破壁”的關鍵一舉。
漫步于都縣城，與長征有關的建筑物和紀念物隨處可見。在這塊中央紅軍長征集結出發地上，曾經有8.6萬名紅軍將士在4個夜晚悄無聲息渡過了600多米寬的于都河，踏上了戰略轉移的漫漫長征路。如今，站在紅軍長征第一渡紀念碑前，“星夜渡過于都河”、“夜渡于都濺濺鳴”的畫面仿佛又真實地再現眼前。
回想當時紅軍戰略轉移的原因，主要是內部和外部環境的雙重困境。在內部，中共黨內連續發生3次“左”傾錯誤，極大限制了黨和紅軍的自身發展；在外部，紅軍反復遭受國民黨的圍剿，敵我力量的懸殊使得紅軍根據地面臨嚴峻威脅。
紅軍在內外交困局勢下的戰略轉移，也讓人聯想到當前印機制造行業在內外雙重壓力下的轉型發展。對內，企業成本不斷增加、技術創新能力不足、高端產品供應不足；對外，市場需求發生變化、市場競爭日益加劇、政策導向帶來困擾。這一系列問題都使得印機制造企業不得不謀求轉型發展，例如：有的企業從固守傳統印刷到進軍數碼印刷，以滿足短版按需的市場需求變化；有的企業從做低端產品到走向高端，以滿足用戶提升印刷品附加值的需求；還有的企業從設備制造商變為全方位的服務商，或者與時俱進積極觸網，甚至跨界轉型尋找機遇等。
如今，我們身處在一個變革時代，社會環境、技術發展、消費需求都在不斷變化，印機制造行業同樣如此。在這樣的變化中，無論是形勢所迫，還是主動挑戰，當前的勇于轉型，對于印機企業來說都是“面壁十年圖破壁”的關鍵一舉。當然，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前提，那就是找準轉型方向，做好轉型準備，切勿盲目出擊。
珍視印刷為我們帶來的巨大價值，研發更為先進的印刷設備，為印刷行業續寫輝煌。
在追尋紅色足跡中，我們找尋每一處關于印刷的歷史痕跡，搜集關于印刷的種種元素，發現了不少讓人熱淚盈眶的印刷故事，比如扛著印刷機連夜渡過于都河。
從秀美和壯闊上來講，在中國眾多的河流當中，于都河（貢江）并不是出眾的一個。但是今天站在于都河畔，看著“長征第一渡”幾個大字，看著如今連接兩岸的壯觀的紅軍大橋、長征大橋、渡江大橋，眼前似乎呈現出80年前中央紅軍連夜用木板搭橋、渡河的恢弘場景。
當年，因為“左”傾錯誤的領導，第五次反圍剿未能取得勝利，中共中央被迫轉移。于都河成為兩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渡，但是為了避免國民黨的飛機轟炸，架設浮橋只能在夜間進行。讓我震驚的是，為了隱蔽紅軍的戰略意圖，天亮之前還要把腳印都抹掉。群眾挑燈，數千名紅軍扛著印刷機、兵工廠機器等等渡過浮橋，萬眾一心，最終，8.6萬人成功渡江。現在想來，單單8.6萬人輕裝過河都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可紅軍們還要扛上如此沉重、攜帶不便的印刷機!
在于都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我們看到了當年蘇區中央印刷廠用過的滾筒、格盤、鉛板、油墨盒、印泥盒，相比于現在先進的印刷設備，這些簡陋的印刷機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在當時渡河那么艱苦的情況下，紅軍們仍然十分重視印刷材料、印刷設備，這讓我感慨頗深。現在技術飛速發展，回想當年那些簡陋的印刷設備，看似微不足道，實際上恰恰是我們現在最應該去思考學習的，珍視印刷為我們帶來的巨大價值，研發更為先進的印刷設備，為印刷行業續寫輝煌。
當我徜徉在瑞金和于都的紀念館中，有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從我做起找回前輩們曾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為實現新時期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對我而言，這次“追尋紅色印刷足跡”媒體團之旅，可謂是“一次追尋，終生難忘”。重溫共和國建國史和共產黨黨史，是對我們心靈的再一次洗禮、升華和凈化。瑞金是共和國搖籃，于都是長征出發地，踏上這塊紅土地，感受著先烈們拋頭顱灑熱血，為共和國成立浴血奮戰的精神，激勵著現代人重塑正確信仰、為事業拼搏奮斗的理念。
相比80年前，現代人物質極大豐富，一切向經濟效益看齊，貧富差距拉大，不公平現象頻現，人們逐漸失去了一些尤其寶貴的“精神”，如為國家為他人勇于付出甘愿犧牲的精神，如那種專注于某項技能的工匠精神，社會變得越發浮躁……。當我徜徉在瑞金和于都的土地上，有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從我做起找回前輩們曾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為傳播正能量而努力工作。
如今很多印刷企業都面臨著要么轉型、要么破產的困難，只有根據企業自身情況，創造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才能選擇正確方向。
在今天的于都縣城，有“長征大橋”、“紅軍大橋”、“渡江大橋”三座大橋橫跨于都河上，交通便利、四通八達。可是，作為當年的“長征第一渡”，紅軍卻只能依靠搭設臨時浮橋渡過600多米寬的于都河，且秘密行動、不留痕跡。這是何等的困難？
盡管軍事上的戰略轉移不同于行業的轉型發展，但依舊難免感慨當前印刷企業的轉型發展。面對走入寒冬的印刷業，要么轉型，要么破產，究竟如何抉擇？
在我們協會走訪企業的過程中發現，很多印刷企業都在積極轉型。舉例來說，如有一家書刊印刷企業，已經成功轉型標簽印刷，并且將產品做得非常有競爭力；還有一家傳統印刷企業，積極擁抱“互聯網+”，通過做印刷電商成功開拓了網絡印刷業務；甚至還有一家數碼快印企業，竟反其道而行之進軍膠印，深度挖掘數碼印刷客戶的膠印需求。所以說，不要將包裝印刷視為救命稻草，即使是簡單業務轉型，也要創造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才能選擇正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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