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當前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中國的貧富差別早已越過了國際警戒線。數據顯示：在中國，有80%的財富被20%的人占有，而80%的人只享有20%的財富資源。
如果這樣的，貧富差距問題得不到解決，那將導致社會動蕩與不寧。
近十年來，中國人仇富、仇官心理愈來愈強烈，社會的各種矛盾也日益突出，有些地方的富人、官員與老百姓之前的矛盾不斷激化，幾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筆者經過深入研究發現，中國當前所謂的仇富、仇官，其實人們仇的并不是富，而是不公；仇的并不是官，而是腐敗。
所以中國人仇富的真正原因在于，絕大多數富有的“精英們”的財富來路不明，社會責任感欠缺，公眾形象和綜合素質極其低下。
第一，筆者曾對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富人進行研究發現，在1988年至1998年期間發家的商人當中，有60%的人都是抓住企業改制的機會，通過“暗箱操作”購買國有、集體資產而迅速致富。
看看當年買斷國有、集體企業產權的老板們，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源于企業的領導，那些領導如果單靠他們的工資收入，是絕對不可能買得起廠的。
他們之所以能買下國有、集體資產，一方面是他們在企業當領導時，貪占、挪用、受賄，積攢了原始資本。
另一方面，他們與政府官員勾結，把一個值幾千萬、幾個億資產的企業（包括土地使用權），卻用了幾十萬、幾百萬就買到手。不說生產，光說轉手到賣土地就是幾千萬甚至幾個億的利潤。
企業改制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缺少監管，或者因監管者也想參與發財，結果只能是苦了廣大為企業付出大半輩子的工人職工。
有些企業改制后，成千上萬的工人沒有生活來源。而且大多數下崗職工都是四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工作不好找，且上有老下有小，還要自己繳納醫保和養老金，生活壓力自然不堪重負。
所以，通過各種手段賤買國有、集體資產暴富起來的富人群體，不僅不值得尊敬，自然會遭受民眾的仇恨。
第二，官商勾結、以權謀私是很多商人和官員一夜暴富的捷徑。
改革開放30年來，在中國商界依托官商勾結一夜暴富的人大有人在，因官商勾結而“落馬”的企業家舉不勝舉。
企業家因官商勾結而失敗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具有更為鮮明和獨特的中國式特征。
福禧集團的張榮坤，農凱集團的周正毅，國美電器集團的黃光裕堪稱當今中國官商勾結而失敗的典范。
眾所周知，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政府官員及有關部門掌管著資源配置權、項目審批權、行政處罰權等諸多權力，企業要想獲得巨大的資源就必須與權力結盟——這幾乎是所有落馬富豪曾經夢寐以求的成功捷徑。
在層層疊疊的制度圍城中，尋找突圍之路。
因此，大多數企業家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帶，對他們來說，企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有權有勢的政治人物的庇護，銀行貸款、土地征用、能源供應、獲取項目、企業上市等等，無一不與權力息息相關，而如何有效的經營一家企業所需要的企業家精神卻被他們棄若敝履。
企業家熱衷于和權力沆瀣一氣，對一個成熟的商業社會來說是不可想象的，它不僅沒有可能造就一大批全球性企業和品牌，還會窒息健康的商業文化，毒化市場環境。
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曾憂心忡忡地說：“中國未來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家是不是由尋租活動轉向創造價值的活動。”
第三，很多民眾對創業板造富運動深惡痛絕，一邊是上市公司高管紛紛高價套現，一夜暴富。
另一邊是廣大中小投資者深套其中。
創業板自2009年開板之后，僅運行1周年，共有135家公司登陸創業板舞臺，除了讓68%的散戶被套其中，也同時創造了513位億萬富翁，千萬富翁更是數不勝數。
這幾年由于創業板解禁大潮的臨近，依靠創業板無風險致富企業高管更是數不勝數。
雖然創業板讓部分上市公司高管實現了暴富的夢想，但高市盈率、高發行價、高超募資金發行的股票，這種沾滿中小投資者血淚的致富方式，實在令人所詬病。
事實上，各個國家都會面臨國民之間的貧富差距問題。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
但令人奇怪的是，美國民眾對富人的態度卻并沒有像國內這樣的對立，甚至部分富人還成為全民的偶像。
近期，美國某機構公司了2011年100家上市公司高管的年薪排行榜，蘋果CEO蒂姆·庫克以3.78億美元的年薪高居榜首，折合人民幣24億元，這相當于蘋果代理生產商富士康一個工人6萬年的工資總額。
盡管蒂姆·庫克年收入驚人，但沒有一個美國民眾去抱怨過他。
庫克初進蘋果公司之時，這家IT企業的運營簡直“一團糟”，并飽受內耗損失之苦。庫克到任后即憑借自己出色才能提高了蘋果的庫存周轉效率，并主張跳過中間零售商自建“蘋果零售站”。
可以說，蘋果今日的市值的飆升，與庫克本人的能力和才智息息相關，庫克靠自己的能力拿到了高薪自然不會受到非議。
這等于在告訴任何一個打工仔，只要你努力，也可以有這樣的成績。
而在中國就完全不同了，中國的各個階層已經相對固化，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民眾就算勞作一生，也只能混個勉強溫飽，要想通過努力到達社會頂層相當困難。
現在誰要不是靠“拼爹”或者“走后門”是很難發跡的。
當底層的中國民眾發現自己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進入上層社會時，他們的仇富心態就會激發出來。
清華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周慶安就曾表示，“在中國的慈善基金中以企業家個人名義捐贈的資金比例不到10%，社會財富階層投入社會公益的比例和自己占有的財富并不相當。”
這給國內民眾造成印像是，中國富人群體一邊是為追求高品質生活，揮金如土；另一邊是社會責任嚴重匱乏的丑惡。
而美國富人大多信仰基督教，并樂善好施，懂得回饋社會，所以美國中低階層對富人并不仇恨，相反每個人都在想自己以后富了，也要以同樣方式回報社會。
由美國首富比爾·蓋茨和股神沃倫·巴菲特聯合發起的“捐贈承諾”行動，這一行動自2010年6月發起，至今已有40位億萬富翁承諾把自己的過半財產捐獻給慈善事業。
其中蓋茨夫婦承諾把大多數財富用于夫婦倆創辦的慈善基金會，而巴菲特打算只留自己財富的1%。
這一“捐贈承諾”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一種道德約束，富豪們可以用任意方式進行捐贈。
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說過“唯有奉獻社會才能去除心中的自私，使得人類靈魂的偉大之處得到解放”。
從中可以看出，中美兩國富人之前的境界不在同一檔次之上。中國富人明顯注重于奢迷生活，而不思提高自身的境界，回報社會。這自然會遭到普通民眾的仇富。
更進一步講，美國既有個稅制度不僅起到了削峰填谷、反哺民眾的作用，而且較高的遺產稅稅率也削弱了財富在代際間的傳承能力。
良好的稅制環境安撫了貧富階層間的對立情緒，且強化了憑借個人奮斗發家致富的社會理念。
如何化解中國民眾的仇富心理呢？
首先，中國富人的致富方式，能夠成為激勵青年一代效仿的榜樣，而不是通過權力的尋租獲得不義之財。
再者，政府部門應該督促、引導中國的富人有反哺社會的感恩心態，多做善事，廣積善緣，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物質上的奢迷享受。
最后，中國社會應該打通上層與下層之間的橋梁，而絕不是階層之間產生固化，要讓每一個人通過自身努力都可能成功。唯有這樣才能真正化解、平釋當前的民眾的仇富心理。
其實，在小編看來，要想真正活得精彩，與其花時間花心思去“仇富”，還不如靜下來想想自己為什么會窮，該怎樣富起來。
先說一個段子，放在這里很應景——
一個窮人用社會福利部門領到的100元錢，買了50雙拖靴，拿到地攤上，每雙賣了3元，一共得到了150元。
另一個人也很窮，每個月也要從社會福利部門領取100元生活補貼，全部用來買大米和油鹽。
同樣是100元，前一個100元通過經營增值了，成為資本，后一個100元在價值上沒有任何改變，只不過是一筆生活費用。
第二個人在于：他的錢很難由生活費用變成資本。
可不可以換個方式呢？第一個月給200元，讓他可以用余下的100元去做拖靴生意，一個月下來就有 150元。
下個月再給200元，讓就可以用250元來買賣拖鞋，又可以賺125。到第三個月，這個窮人手里已經有了375元，除去100元生活費，還有275元資本金，就不用再給他任何救濟了。
一年以后，他就是一個富人胚子。給他時間，他很有可能富甲一方。而另外一個窮人，可能一輩子都會這樣窮。
當然，拖靴生意也不是那么好做的，這里面只是用拖鞋舉個例子。但從理論上講，窮人的脫貧還是很有希望的，重要在自己的思維！
然而，實際上，很多窮人不會選擇致富的道路前進。你給他100元，他就會去買米；給他200元，他就會去買酒買肉，給他500元，他會去買件金利來，最后剩下10元也要買幾注彩票。
很多人窮慣了，有了錢就只想改善生活，哪怕你給他100萬元，他也想立刻把錢變成房子，車子，轟轟烈烈地去兜風，好讓所有人都知道，我已經不是窮人了。
人受窮不僅是沒有資本，更可悲的是沒有把錢變成資本的意識，所以就只能一直窮下去。
關于這個話題，首富馬云可以說是一言道盡了真相。
有人問馬云：現在你成了首富，有沒有覺得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了？如果說對你征收80%的稅來減少貧富差距，你同意嗎？
馬云回答說：“關于征稅，我自己覺得，我們應該大家第一要不能仇富，不能仇官，一個社會必須倡導陽光下的財富，不是把村里的地主都殺了，農民就能富起來的。要有良好的機制，更何況80%的財富不要征稅，它不用征，我自己會捐出去的，這不是我的錢，只是我替大家去花這個錢，而且花也不花在自己身上。”
富人富裕的豈止是錢？錢只是一個結果，他們富裕的是賺錢的整個過程。
窮人窮的又豈止是“錢”？窮人窮的是思維，是掙錢的意識，是將自身資源轉化為資本的意識！
首先要明確一點社會財富的增長本質是源自生產，而生產的前提投資，而資金是流向最有效率的的，利潤最多的產品。
如果我們此時說征收80%的稅，來保證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好，很顯然，每個人的收入都增加了。
但導致的結果是，投資減少，從而競爭下降，產品的質量可能就不會保證，但要命的是，成本會升高，致使最后的商品價格升高。很顯然，對于消費者來說這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們只看到馬云的收入是我們的成千上萬倍，卻沒有看到他的花銷與投資是我們的十萬百萬倍，假設他的收入是50億，就算他閑著沒事砸一輛瑪莎拉蒂，那一年下來也不會超過一億。
那剩下的49億去哪了呢？其實一個公司的統帥的眼光真不是一般人能及的。
公司想要在競爭中活下去，就一定提供消費者更優質的資源和更便宜的價格。
所以這49億大部分為了獲取更多的利潤而繼續投資企業，而服務消費者的了。回到剛才所說的流向最有效率的企業和產品。
所以馬云說“把地主殺了，農民也不會富起來”是非常有道理的。
農民想要致富，絕對不能只想著“殺富濟貧”，還要從思想上從根本上把自己的思維變成富人的思維，如此才能保證一個人富足起來。
再回過頭來看這句話“不用它征，我自己會捐的”，如果社會讓他在投資機會大好的情況下捐款，那純粹就是暴殄天物，阻礙社會財富總體增長，捐款也是時機問題（比如先投資，后捐款，利潤很多是不是捐款可以更多？），如果既能有利潤又能捐是不是更好？在這里我好希望阿里完全可以拿出那么一小部分錢成立一個留學基金，給那些如我們這樣一代年輕人，夢存世界舞臺、致力在國外學習的年輕人多一點資金和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