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內府書籍的裝幀藝術是在中國歷代書籍裝幀藝術的基礎上不斷創新發展起來的，清代內府以雄富的財力、物力及眾多優秀的能工巧匠創造出了大量的傳世珍品。由于這些作品，多作為宮廷陳設用書和皇帝御覽之物深藏宮中，外界鮮見全貌。這些經典的書籍裝幀藝術珍品，以形式多樣奇巧，工藝精美絕倫，裝飾華麗典雅，用材稀見考究著稱，在中國古代書籍裝幀藝術史及工藝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書籍的裝幀，首先是為保護書籍防止損壞便于使用，如孫慶增《藏書紀要》云：“裝訂書籍，不在華美飾觀，而要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為第一”。其二是為裝飾及美觀，如孫慶增舉例錢遵王與毛斧季兩大藏書家書籍裝幀封面用紙情況：“錢遵王述古堂裝訂書面，用自造五色箋紙，或用洋箋書面，雖裝訂華美，卻未盡善。不若毛斧季汲古閣裝訂書面，用宋箋藏經紙，宣德紙染雅色，自制古紙更佳，至于松江黃綠箋紙書面，再加常錦套金箋貼箋最俗”。其三是進入等級社會后體現維護等級性及標志作用。書籍的裝幀形式，色彩的使用，至清代有嚴格等級要求，不可越制。其四是區別不同類別書籍的標志，如清宮天祿琳瑯藏書以不同顏色的書函區分不同時代的版本，宋版影宋本書函以錦，元版書函以淺藍色絹，明版書函以深藍色絹。文淵閣《四庫全書》封面按經、史、子、集各類以不同顏色區別，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藍色，集部灰色，目錄黃色，五色按架排放一目了然。

中國古代古籍的裝幀形式基本上經歷簡策形式、卷軸裝形式、旋風裝形式、梵夾裝形式、經折裝形式、蝴蝶裝形式、包背裝形式、線裝形式。清代內府書籍采用的裝幀形式有：卷軸裝、梵夾裝、經折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在刻本書的裝幀形式中又增加了推蓬裝、蝴蝶鑲、毛訂形式。

推蓬裝：清內府刻本書中推蓬裝這種裝幀形式稀見，多見于手繪書畫作品，前人在刻本書中無此稱謂。此種裝幀形式在清內府所刻的書籍中現存兩種，清雍正元年清內府刻本《摩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清乾隆內府清字經館刻本《御譯大云輪請雨經》二卷，這種裝幀形式為前后上下翻頁，書名橫書，不同經折裝左右翻頁。此裝幀形式在中國印刷史等前人著作中未曾提及，是因為這種裝幀形式書籍稀見，及多與經折裝書籍混為一談。中國古代書畫作品中，把推蓬裝與經折裝嚴格區分，歷來不同，所以刻本中也應有不同的稱謂，使版本裝幀形制更加規范。

蝴蝶鑲：蝴蝶鑲在現存古籍中，只能算一種特殊的裝訂印刷形式，不知它出現的具體年代，也講不清它的消亡時間，而清代內府刻書中這種形式也確實存在。筆者近期整理內府刻書時發現幾部，如：清乾隆十七年武英殿刻本《平定兩金川方略二十六卷圖說一卷》，嘉慶年間武英殿刊刻的《欽定大清會典》，道光十六年國子監刊刻的《欽定國子監志》，其裝幀及版刻形式未見前人提及，也未見有關書目文獻記載。

在一般的古籍插圖版畫中，卷軸裝、經折裝常見形式為卷首扉畫及圖文相間的插圖版畫，蝴蝶裝比較適合整頁的版畫，包背裝、線裝的插圖版畫，則多為上圖下文、上文下圖、左圖右文、前圖后文、后圖前文，以及兩面相連等圖文形式。如《御制避暑山莊詩圖》《圓明園四十景詩》等，多為整版折頁版畫，這種裝幀形式不利于翻閱，容易損壞。而《大清會典圖》等書的插圖版畫，則由四個半頁或八個半頁整版雕刻，整紙印刷，左右兩個半頁為文字，中間兩個半頁為一整幅版畫，每版中有兩個書口、兩個頁碼，中間版畫打開后與蝴蝶裝類似，但中間折縫處不粘于書脊，左右兩個半頁版框外裝訂紙加長并回折。因書脊裝訂處為二層紙，故折回后左右兩半頁框外裝訂印分四層紙，裝訂成冊后薄厚均勻，有如古籍金鑲玉做法。這種裝幀和版刻形式在線裝書籍中非常罕見，有專家稱其為“蝴蝶鑲”，當由蝴蝶裝改進而成。至于在蝴蝶裝基礎上改進而成的“蝴蝶鑲”，是否為清代內府首創？目前還很難斷言。但這種裝幀形式相當科學，對于古籍的翻閱和保護都非常有利，無疑屬于古籍裝幀藝術史上的一項新發明。不過，由于它要求整塊雕板，整紙印刷，裝訂又有一定的難度，所以未能普及，在存世的古籍中非常罕見。

毛訂：在清內府所刻現存的古籍中，存有此種裝幀形式，不知其出現的具體年代，毛訂的特點在折頁上與線裝相同，只是在書背內側打兩眼或四眼用紙捻穿訂，天頭地腳書背不用裁齊，或書背裁齊上下不裁加封面。據檔案記載與現存實物觀察，毛訂裝幀書籍多為清代內府頒發、賞賜、流通、庫存用書，清內府書籍刊刻完成后按圖書的內容由皇帝下旨頒行，賞賜皇子、皇孫、王公大臣，地方官府、寺院、書院等，這些書有的不加裝訂只是毛訂，按使用者自己需要裝幀不同形式，如：遼寧省圖書館、寧波范氏天一閣至今都存有內府賞賜的毛裝書。清內府庫存留用之書也多為毛訂，按照不同的要求隨用隨裝。

清代內府書籍的開本尺寸大小與裝幀是有一定規律的，從現存實物與檔案記載來觀察，與古代的書籍制度有一定連續性，又不完全相同。古代最早的書籍，簡牘長度就有一定的規律，因其用途不同和內容重要性而異。經典著作的竹簡為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和八寸，根據鄭玄的說法六經書于二尺四寸之簡，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由此可知長簡用于重要典籍，而短者用于次要之書，因《孝經》和《論語》直到西元九世紀才被正式列入儒家經典。清代內府書籍的版式開本大小因內容而定，分為大、中、小三種。清代的各種典則、方略、欽定之書多采用中型開本，而又大于各種文集、類書、叢書類等。為便于攜帶，利于閱覽還制作了袖珍小本，亦稱“巾箱本”，如乾隆十三年武英殿刊刻的《古香齋袖珍本十種、九百零三卷》三百六十冊，版刻極佳，乾隆非常喜愛。

清代內府對書籍封面、書函、書套等所用材質色彩要求非常嚴格，不能越制。常用色多為黃、紅、藍色。黃色以明黃，藍綾封面為主，多用于記載本朝帝王《宗譜》《實錄》《圣訓》《本記》等，也用于欽定的《方略》《會典》《則例》等等。藍色多用于儒家經典集部子部諸書。古代書籍使用不同色彩與中國古代陰陽五行及天人感應思想及先古時期的祖先崇拜及對自然的崇拜有關，皇帝以五行之“土”盛，屬土德，而土色為黃，故當時崇尚黃色。夏朝以五行之“木”盛，屬木德，活木為青，故尚青色。商朝以五行之“金”盛，屬金德，而金（金屬之金）色為白，（狀似兵器之利刃）故當崇尚白色。而周朝以五行之“火”盛，屬火德，而火色為赤，尚紅色。秦朝以五行之“水”盛，屬水德，而深水之顏色為黑，故尚黑色。五行相銜，水克火，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從而形成循環。基于這種認識人們就把五行本色當作了當時的基本用色，只是每一色在每一時期的重要程度不同，對唐朝來說，赤黃色成了至尊之色，惟有皇帝才可享用，黃赤色是作為生命之依的太陽的顏色，同時也是佛教神圣之色，諸如此類的因素都可影響人們的色彩選擇，順次由尊向卑排例的顏色是赤、黃、紫、朱、檸檬黃、綠青等。盡管如此，顏色的使用往往卻是交叉的，只要關鍵地方如書封面應遵循等級規定外，其他如書籍的包角，書簽、書別絲線的顏色是可以選擇的。

清代皇帝更加重視色彩的使用，呈現出權威尊嚴，成為一種不可逾越的禮制，內府書籍除配以色彩鮮艷的書衣外，書簽、書別、書匣、書套等書之衣飾起到不可缺少的配飾作用。書套用多種色彩、紋飾的錦緞、杭細、布做面，楠木板、彬木板及60層合背紙做內板制成各種形式的插套、四合套、六合套、卍字套、如意套、云頭套等等。所用書別多為駝骨別，部分為象牙別、玉別、木別、銅鍍金別、扎絲琺瑯別等等，形式多樣。書匣、書盒多為朱色雕漆書盒、紫檀書盒、楠木書盒、書盒外多以鑲嵌、鍍金、雕漆、描金、掐絲等工藝加以裝飾，美不勝收。書簽多用黃綾、藍綾、泥金箋、灑金箋紙、藏經紙或刷印或名人題簽并鈐以朱印。